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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要学会科学地投资健康

来源:北京健康管理协会 点击:0 次 2011-05-17 

 我们要学会科学地投资健康

 

文/黄建始

 

        健康投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是共识。据美国的研究,延长一年期望寿命可以增加人均GDP4%,而美国1960-1990年经济增长的10%-15%可以归因于成人死亡率的下降,GNP增长的10%到15%也许可以归于健康改善。

        在中国也是如此,健康在经济起飞中起了关键的作用,1978-1998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,资本贡献28%,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贡献3%,其余都是劳动力的贡献(69%)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,很多证据显示,我们还没学会科学地进行健康投资。

        比如,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推广所有的学生喝牛奶;

        对违犯医学常识的“打吊针”滥用视而不见;

        用没有客观事实支持的“看病难,看病贵”来概括全国的医疗现状;

        治标不治本的平价医院和药品降价;

        保证健康的劳动力,预防比医疗更重要,反而不受重视……

        最说明问题的是SARS。SARS后,政府非常关心公共卫生问题,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及省级CDC的硬件,投资114亿元来建设医疗救治网。然而,所有疾病都是地区性的,最需要的是第一线,反而最不受重视。

        就控制传染病而言,软件比硬件更重要,却也不受重视;建立公共卫生体系,国民健康素质提高最重要,却几乎没有投资。相反,有关方面迷信所谓的“专家权威”,“拍脑袋决策”,未经科学论证就匆忙上马建设其实并不需要的“传染病医院”、“公共卫生中心”,这是极大的资源浪费。有些地区太过匆忙,建成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楼房甚至不合标准,以致通不过验收。

        当高致病性禽流感来了的时候,我们是否也存在过度反应?比如要求各部门日夜值班并执行零报告制度、给所有家禽打疫苗(能给飞鸟打吗)、大量囤积个别抗病毒药物等等,这不是盲目浪费又是什么?

        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到科学地进行健康投资?我想恐怕主要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决策模式上。公共卫生/宏观健康投资决策者并没有意识到循证公共卫生决策的重要性,也没有掌握循证公共卫生决策的知识和技能。

        国内的公共卫生/宏观健康投资决策常常是围绕危机、热点问题和有组织利益集团的关注点而进行的。也就是,往往根据短期需求来进行决策,不是依据长期研究的成果。

        同时,在决策依据的研究方面,国内对卫生领域的政策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医疗保障、医疗机构改革和社区筹资与组织等方面,较少开展公共卫生政策研究,有质量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研究更是少得可怜。

        而且,公共卫生基线资料也不系统、不全面。到今天,我们还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的、全国性的出生和死亡统计系统,也没有全国性的人群肿瘤发病注册系统。在这点上,中国比美国落后了至少半个世纪。有质量的研究成果(科学证据)更是少之又少,循证决策又从何谈起?

       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学习如何科学地进行健康投资。最重要的是要转变思维,并从体制上入手,进行改革。

        首先,要投资科学证据研究,据此进行健康投资。尤其在目前决策者权利大、责任小的体制下,循证决策十分重要。

        希波克拉底曾说过,事实上有两种东西:科学和看法。科学带来知识,而看法只能带来无知。在现实生活中,许多事情是根据个别官员或部分专家的看法来决定的,光凭个人和部分人的看法做决策是十分危险的。因此,要用科学证据来支持宏观健康投资决策,制定和执行有关项目,不但可以使我们少犯许多愚蠢、幼稚的错误,还有利于提高宏观健康投资的回报。

        其次,国务院里有二十几个部委/职能部门涉及健康。由于体制上缺乏统一协调机构,加上现有政府人事和财务管理上诸多不利于公共卫生/宏观健康投资的条条框框,以及法律在许多重大健康问题中的缺位,这几年每当出现重大传染病疫情时(如2003年的SARS和2005年的禽流感),就不得不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出马。这不但严重冲击了国家正常的工作,极大地浪费了宝贵的国家领导资源,也极大地浪费了国家总体健康资源。

        应该设置高于各部委的国家级权威机构,统一协调健康投资,并研究如何充分发挥政府,社会,个人的积极性。

        最重要的是要转变观念,从注重疾病到管理健康.美国2005年化了近2万亿美元并没有解决3亿美国人的疾病问题,中国2006年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万7千亿左右,光注重疾病恐怕是解决不了13亿中国人的疾病问题的。维护健康其实和预防治疗疾病是不同的概念。

(作者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,北京协和医学院(清华大学医学部)继续教育学院院长,博士生导师)